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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转变职能可提高国家公务员积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部门大力反腐，极大地震慑了不端官员，弘扬了廉政风气，振奋了人心民意，同时，也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在一些地方，基层国家公务员为了少犯错误，避免影响政治前程，畏难怕事，消极懈怠。在中国经济形势微妙，需要公务员奋发有为的关键时刻，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直接或间接拖累了地方发展，因而招致广泛的批评。

　　公务员懈怠表面上是明哲保身，骨子里则源于对自身隐性利益受损的不满。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之外，还增设名目繁多的津贴、补助、实物福利等，即使没有直接贪污受贿，也能多吃多占。所有这些性质暧昧的收入，积少成多，不但增加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也抬高了社会对公务员职位含金量的期望。“八项规定”颁布之后，许多隐性收入或者不敢再发，或者大幅缩水，一时间许多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确实明显下降。慑于中央要求之严明，基层公务员不敢公开抱怨，转而采取“消极合作”的态度，通过降低工作成效，表达内心不满，隐隐然还有施压于中央之意。

　　基层公务员如此行事，固然反映出其政治素质有限，忘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但反过来也引出一个问题：公务员廉政勤政的内在动力到底何在？如能完全依靠政治觉悟的驱动，当然最好，但毕竟公务员也是人，需要养家活口，年轻人也需要存钱买房，政治觉悟之外，一份体面的收入同样必不可少。如果说，近两年大学毕业生挤破头一样参加国考、公考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原因就在于公务员实际收入的下降，那么是否应该通过增加阳光工资，杜绝隐性收入，来确保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和各级官员的工作积极性？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始终要求官员廉洁勤政，“公生明，廉生威”，汉朝选拔官员称为“举孝廉”，后世实行科举制，考取功名后能否得到任命，也要看个人口碑，比如，在家是否孝顺父母，在“乡绅自治”中是否处事公道，等等。传统政治虽然弊端丛生，但廉洁方正的清官不绝于史，也是事实。这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具有“廉洁文化”的基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但凡讲到清官，往往形容为“两袖清风”：古人用袖管当口袋，钱放得多了，袖子下垂，飘不起来，而清官没钱，袖管空空，随风飞扬。有些清官死后甚至只有一袭草席裹身，令人唏嘘。

　　因为俸禄不够养家，更不足以支付幕僚等开支，所以，朝廷在坚持“低薪养廉”的同时，对各级官员“打擦边球”私下捞取好处，大多眼开眼闭，结果导致各种“陋规”层出不穷，明的财政开支省下了，暗的国家岁入被分流了，更坏的是民众的福利受到严重挤压，官员的品行节操也荡然无存。而且越是官员中饱私囊，朝廷越是觉得必须实行低俸禄，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就中国政府承担大量公共责任，公务员执掌巨大权力，其构成大多又是社会精英而言，如果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偏低，既难以维持队伍的稳定，也难以确保个人的积极性，还会因管理困难而带来成本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廉政建设不是为了降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而是为了让收入变得更阳光，更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就此而论，一些专家提出为基层公务员加工资，媒体上也不时传出国家将要出台相关文件的消息，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问题在于，今日中国公务员称得上“人满为患”，如果一起加工资，只怕公共财政更成其为“吃饭财政”。何况大部分工薪阶层付出不比公务员少甚至更多，收入还不如公务员多，更不如公务员稳定。所以，公务员加工资必须同“精兵简政”结合在一起：把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人数减下来，职务责任和工作强度提上去，然后才能既让财政承受得起，又让公众接受得了。

　　为了避免历次“精兵简政”流于形式的宿命，政府必须真正转变职能和职能履行方式，减轻实际承担的公共责任，尽可能将“凡是市场或社会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或社会”。政府管得少了，寻租空间小了，指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发不义之财的人就不会蜂拥而至。到那时候，政府机构臃肿的毛病暴露得一清二楚，多余的职位和人员也会自然显现，清理职责，分流人员，减少编制，压缩开支，步步推进之后，这省下来的人头费和办公经费用于增加留在岗位上的公务员工资，即使金额上还有缺口，社会接受度上肯定会提高不少。

　　所有这一切表明，只要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根本方向，长期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改革政府将成为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这一共识的达成将为全面、深入改革提供宝贵的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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