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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国家卫计委正式公布了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结果。治疗慢性乙肝的替诺福韦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其降价幅度分别为67%、54%和55%。也就是说，三种经国家谈判后的治疗药降幅均在50%以上。(5月21日新华网) 　　 　　药品价格谈判的“初战告捷”，无疑是个好消息。在事实判断层面，它促成了三种药品的大幅降价，提高了乙肝、肺癌患者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进一步减轻了患者个人用药费用的负担，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同类药品价格降到合理区间。而在价值判断层面，建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可以降低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价格，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更好地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自去年6月1日起，我国取消了绝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施行近20年的药品政府定价制度正式终结，药品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供需引导。这一改革尊重市场规律，意义深远。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没有竞争的专利药、独家药可能会价格高企。为此，卫计委配套推出了药品价格谈判制度。既然是谈判，当然不是权力施压，而是要让药企在降价的同时得到好处。 　　 　　即便降价50%以上，这些药企仍能有钱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充分说明了药品暴利的存在。这样的看法似是而非。因为专利药、独家药，研发周期很长，研发成本很高，而且成功比例不高。如果不能保证相对意义上的高价，则没有药企会投入巨资研发新药，结果必然是患者利益跟随受损。当然，专利药、独家药的高价，高到怎样的程度合适，必然涉及企业的定价策略，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经济学上的供需定律：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 　　 　　之所以药品价格会有谈判的空间，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出面相比单个的患者，更有议价的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用销量的保证来换取价格的降低，药企的销售成本特别是公关成本可望大幅减少。事实上，药企定价的时候，价格的高低是无关宏旨的，切中要害的是总利润。之所以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往往大不一样，道理就在于，企业会根据顾客的需求特点，特别是对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探索一个恰当的价格水平，从而使得总利润达到最大。 　　 　　所以，药品价格谈判最重要的还是落实，带量采购、量价结合能否给药企带去好处，关键要看谈判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如果年初谈判时承诺100万盒的使用量，年终真正使用量只有50万盒，可能就会对以后的药品价格谈判不利。相反，如果医疗机构都能严格落实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以后的药品价格谈判也许就会更顺利，甚至会有很多药企主动降价——因为是第一次药品价格谈判，其落实结果，必然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充分尊重药企自主定价的权利，让患者从价格谈判中获得好处的同时，也让药企从价格谈判中获得好处，这是全社会都应达成的基本共识。专利药、独家药的价格下降，不是来自于权力的施压，也不是来自于药企的道德馈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润的关切，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这个意义上说，药品价格谈判是药价市场化的有益补充，而不是特殊例外。(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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