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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4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意见提出，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建设阳光政府，让人民群众看明白、能监督;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深度解析 　　 　　[论述]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力气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措施，推进财税重点改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 　　 　　——李克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财政制度安排体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尤其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从机制上看，都与现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有一定关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财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不够，预算管理偏重收支平衡状态，支出预算约束偏软，不利于依法治税和人大监督。 　　 　　二是税收制度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转型的新形势，特别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较弱，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不利于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 　　 　　三是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资金分散，常有配套，不利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是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与支出刚性增长矛盾加剧，加之支出结构固化僵化，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加速积聚，财政中长期可持续面临严峻挑战。 　　 　　[财税改革如何深入] 　　 　　第一，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现代政府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三者有机衔接、相互制衡，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 　　 　　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当经济下行时，一些财税部门为了完成收入任务可能收“过头税”，造成经济“雪上加霜”;当经济过热时，财税部门完成收入任务后又容易搞“藏富于民”，造成经济“热上加热”。因此，要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与此同时，收入预算应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 　　 　　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要进一步严格规范超收收入的使用管理，年度预算执行超赤字，要建立跨年度弥补机制。为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全国年度总赤字规模应设置一定的警戒线。为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还应抓紧研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可持续性。 　　 　　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各级财政部门要实事求是地推进清理规范工作，并继续把这些领域作为重点予以优先安排，确保有关事业发展的正常投入。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更好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优势，促进地区间财力均衡，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建立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注重顶层设计、明确实施步骤，积极稳妥推进预算公开。逐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不断完善预算公开工作机制，强化对预算公开的监督检查，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 　　 　　第二，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调整征收环节，弱化政府对生产环节税收的依赖，促进解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整部分税目税率，进一步有效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适时推进相关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立税清费，适当减轻建设、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 　　 　　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煤炭等重要矿产品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相关收费基金;适当提高其他仍实行从量计征的资源品目税额标准，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为发挥税收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控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按照正税清费、循序渐进、合理负担、有利征管的原则，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要综合考虑现行排污费收费标准、实际治理成本、环境损害成本和收费实际情况等因素。 　　 　　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立足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一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确保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以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是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将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但对其他区域影响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三是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将地域信息性强、外部性弱并主要与当地居民有关的事务放给地方，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区域公共服务的需要。四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承担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地方承担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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