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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改革开始“破冰之旅” 　　 　　【政策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期望引导到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前进。会议指出，既要避免各种利益集团掣肘和阻碍，影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避免各种不合实际、既不利于公平又不利于效率的改革设想，从而使得收入分配改革稳步推进，真正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标准表述】 　　 　　[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这种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允许的。但如果收入过于悬殊，并且任其扩大，就会影响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存在多处症结] 　　 　　第一，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波动中下降。要素收入不断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也不断降低。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第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数值越高，则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越高。从总量上来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正逐步拉大，甚至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第三，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由于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非一日之寒] 　　 　　一是发展阶段的因素。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经济赶超阶段，这一发展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和要素组合方式决定了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果。 　　 　　二是结构的因素。从产业结构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农业基础薄弱，基本还是“靠天吃饭”，农民增收依然困难;从需求结构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从要素投入结构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依靠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从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加速向收益率高的部位集聚，收入分配结果总体上有利于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 　　 　　三是政策的因素。教育、卫生等公共政策能够改善起点公平，但政策设计不合理，也会加剧社会不公;再分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一些政策不仅未能有效缓解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导致逆向再分配。 　　 　　四是体制的因素。由于政府职能尚未很好地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以及行政性垄断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不规范不合法收入，另外，市场经济本身也会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 　　 　　综合起来看，影响收入分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确实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不少已经触及到了深层次体制性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 　　 　　[如何构建收入分配制度新格局] 　　 　　第一，形成市场化机制和效率导向的初次分配格局。初次分配的本质是要求市场在各种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充分体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和价值大小”进行分配即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原则。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市场定价机制发育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要素收益未被合理分享与分配。 　　 　　促进初次分配制度完善，确保在初次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前提是，赋予各类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权利与机会，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的同时，消除过多、过少以及没有分配依据的不合理收入，为各要素合理分配所得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使得初次分配既体现效率又富有公平。 　　 　　第二，形成政府调节和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分配本质上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有效弥补，重点是运用税收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规模性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目标。 　　 　　第三，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居民收入的“规模性”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的有效提升取决于农业生产要素即对土地的确权，这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前提条件。 　　 　　第四，形成规范化透明化导向的分配秩序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化的收入分配体制和制度作用的影响下，人们的收入进一步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货币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金融资产以及各种其他经营性财产收入、保障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在确保收入来源多元化，激发各类财富创造主体活力的同时，更要确保收入规范化和透明度，消除一切不合理不规范不透明的非法收入，以及由行政垄断、权力寻租、腐败滋生等非市场因素产生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 　　 　　第五，形成科学高效导向的分配管理格局。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的是社会征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运用科学方法健全收入分配监控与管理格局的基础。我国现行的收入统计指标体系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个人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个人信息数据采集失真等，已经成为完善分配监管体制和健全分配管理格局的制约因素。 　　 　　第六，形成激励化导向的分配制度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内部激励机制，即所谓“改革就是把激励机制搞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样，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与释放出更加有效的制度激励。目前在一些公共部门，如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和学校等，普遍存在着收入激励的扭曲现象，使得“官民关系”、“医患关系”、“教学关系”等处于紧张和不信任状态，不利于社会和谐。 　　 　　延伸阅读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居民收入增加的关键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一方面，要做好居民收入的“加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补“欠账”;另一方面，也要做社会保障体系上的“减法”，让群众享受公共服务少掏钱，间接帮助居民收入跑赢GDP。当居民收入增幅足够给力、到位的时候，人们对于“物价增长”的担忧，也就自然逐步化解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之意，是要遏制通过不合理或非正当手段获取的高收入，建立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制度公平的社会环境，激励人们用汗水发财致富，而不是通过寻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应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应当具体化;另一方面，应当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支撑经济年均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理想的状况是，中等收入群体争取到2020年达到40%，人口规模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初次分配应当在调节国家、企业、居民大分配格局上有所作为。要对中小企业减税，把就业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劳资关系，创造收入上升的空间。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应当通过压缩行政开支，确保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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